Lissy's profile晴天小猪稻草窝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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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009 [转] 卖一次淫，可以帮助一名失学儿童；当一回二奶，可以拯救一所希望小学… 别笑，看过你就不会笑了。看完这个帖子，无语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社会错了，还是怎么了？ 殷彩霞死了，死前她是一名****，更确切的说，她是一名老师。是当今中国当之无愧的老师。她用自己肮脏的身体，纯洁了孩子的心灵。 一个****死了，所有的孩子哭着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学校的国旗为她降了一半。  这名年仅21岁的美女教师的追悼会上，校长翻开殷彩霞的日记，当着孩子们的面老泪纵横地朗读起来，她这样写道：卖一次淫，可以帮助一名失学儿童；当一回二奶，可以拯救一所希望小学……  殷彩霞出生在甘肃省某县的农村，在那个贫困的地方，村里的其他姑娘，无论美丑，早就到南方沿海城市去打工挣钱了，每到春节，她们都会打扮得花枝招展，大包小包的提回来。而殷彩霞高中毕业后没这么做，很多人都不理解，毕竟她的长相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为此，她的父亲经常骂自己的女儿没出息。 听说当地一所民办小学缺老师，她主动跟学校要求免费代课。因为她中学成绩就很好，顺利的通过了学校的文化考核，成为一名真正的民办教师。 当殷彩霞第一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孩子门哗然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老师。从此，教室里常常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说是教室，其实也就一遮风挡雨的茅草棚，树杆埋成的墙，石板搭起的课桌，砖头码起的讲台，最值钱的就是那块用青砖砌起之后经打磨又刷了黑漆的黑板了，粉笔不够用，常以石灰与泥巴代替。就是在这样条件下，殷彩霞教会孩子们认识了几千个汉字，也教会了他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一天夜里刮大风，茅草棚盖的学校屋顶被掀翻，黑板也被刮倒。第2天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各个不知道所措。校长去找县教育局长要钱结果无功而返。老校长晚上回来对殷彩霞说，局长说要你去才给。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见过世面的殷彩霞怕把事情搞杂了，胆怯的步行10几公里去了县里。局长的办公室装修很豪华，墙上挂着很多锦旗，办公桌黑里透红，可以照见人影，上面立着一面小国旗，椅子是皮的，好象擦了鞋油一样光亮，比他的脑袋还要亮。局长见到殷彩霞，色咪咪聊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直到天黑了，校长指着另外一扇门对她说，跟我过来拿钱。当殷彩霞走进去的时候，她只看到了一张床，也就是在那张床上，她失去了她的第一次，确切地说，是局长夺走了她的第一次。 床单上留下了处子的血，那血，比挂在局长办公室墙上的国旗还要红。 殷彩霞没有哭，因为，在眼前浮现的是孩子们没有教室上课而可怜的望着她的眼神！ 她连夜步行回到家里，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她的屈辱。 第二天，村民们自发来到学校，买了些材料把简陋的教室重新搭建起来了。可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依然上不了课。殷彩霞几次跟孩子们说，县里不久将会来人给他们买砖头盖一所牢固的教室，在这半年里，校长去县城找了局长十几趟，一分钱没拿到。只有他知道局长对殷彩霞做了些什么，但他却无能为力。新学期开始了，很少人交得起学费，能够坚持来校上课的孩子越来越少了，他们都跟着父母放羊去了。殷彩霞内心感到了疼痛，为这些失学儿童而疼痛。 当殷彩霞知道孩子们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的时候，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对着镜子暗暗发誓将用自己的身体去实现孩子们的上学梦。在家乡她知道那些花枝招展回来过年的姐妹们都是在外做批肉生意的。她明白那是一条赚钱的捷径。她洗了个澡，告别了校长、告别的父亲，告别了那间千疮百孔的茅草棚，扎着两条麻花辫走向了繁华的大都市。临走的时候，父亲笑了，校长哭了…… 繁华都市的五颜六色并没有给殷彩霞带来一丝兴奋，她眼里始终浮现的是那间低矮茅草棚搭建的教室和孩子们渴望的目光。她走进了一家发廊，躺在了肮脏的床上，经受了人生的第二次蹂躏。那天，她在日记本上写着：局长连个嫖客都不如。 殷彩霞是那帮姐妹里最节俭的女孩。她从来不化妆，也从来不穿那些性感的衣服，她总爱扎着麻花辫，但她的生意却总是最好的，她总是抢了其他****的饭碗，她也经常为此遭到****们的群殴。鼻青脸肿之后，她会走向另一家发廊，似乎只有在那粉色的灯光下她才可以看到希望。看着嫖客们一张张邪恶的嘴脸，她似乎看到了孩子们天真的笑容，但她从来就不曾因此而流泪，因为，她是个老师。 她将自己的收入除去生活费之后，全部寄给了校长。校长按照殷彩霞的意思将她寄回的一笔笔嫖资全都用于改善小学的教学条件上。有人问起那笔钱的来源，校长就说那是社会捐助的善款。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终于从邮局传来消息说那些钱是殷老师寄来的。当地媒体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试图采访殷彩霞，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因为，她是个****。 有钱了，学校变了，第一个月，买了黑板，修了屋顶。第二个月，有了木制的课桌与板凳。第三个月，所有的孩子都有了课本。第四个月，所有的孩子都有了红领巾。第五个月，已经没有孩子光着脚丫上课了。 第六个月，殷彩霞回来了。当孩子们看到她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叫她“殷老师……殷老师回来了……殷老师好漂亮啊……”。看到孩子们激动的笑脸，殷彩霞哭了，这半年里，多少的委屈和泪水，在她眼里都那么的有价值。 在家呆了几天，殷老师又踏上了南下的路。 第七个月，有了操场。 第八个月，有了篮球。第九个月，有了新铅笔。 第十个月，学校有了自己的国旗，孩子们每天都能够在操场上看到国旗冉冉升起。在第十一个月，一个房地产商坚持不用套，结果让殷老师意外怀孕了，打完胎后，殷老师成了房地产商的二奶。可那位包养她半年的房产商因为因近段时间深圳房价陡降而抛弃了她，一分钱没付。 殷彩霞终于疲倦了，她想回家，她想回到孩子们的身边，可她最大的梦想是为孩子们盖上一间砖砌的教室，再为孩子们买上两台电脑，因为这个梦想还没实现，所以她只能回头去苦苦哀求那位房产商。房产商说没钱，但可以为她介绍一笔大生意，一老外，愿意出三千美元买她一夜。想到几年前的那阵大风，殷彩霞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了老外的床。她发誓，过了那个晚上她就回到她久别的家乡，回到她久别的课堂。可就在那个晚上，殷老师被三个强壮的外国人强奸致死。死前她才刚过完自己21岁的生日。 殷老师死了，她没能完成她最后的夙愿，那就是给孩子们盖上一间砖砌的教室，再为孩子们买上两台电脑…… 一个****死了，悄无声息。深圳的天空还是那么蓝，官员们在豪华宴席上高谈阔论，道路上行驶的高级轿车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兴奋的人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股票、房价和车市，还有电影、音乐和爱情。路边亲亲我我恋爱的小青年们为了一点小事要死要活。 …… 可在此时，甘肃那个人们已经忘记了的小山村，正在举行只有学生、老师和数百位沉痛的村民的追悼会。 追悼会上，人们看到殷彩霞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她扎着两个麻花辫，笑得如此单纯。校长翻开殷彩霞的日记，当着孩子们的面老泪纵横地朗读起来，她这样写道：卖一次淫，可以帮助一名失学儿童；当一回二奶，可以拯 救一所希望小学…… 校的国旗降了一半。 或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一个伟大的****而降的国旗。 真诚希望大家多转载此文，贴满各个论坛和空间．让我们的父母官们看看，当他们在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当他们在酒桌前恍酬交错的时候，当他们以权谋私的时候，当他们在台上学习三个代表的时候，多想想那个不是共产党员的殷彩霞和万千处于水深火热的穷苦百姓。彩霞在那个世界在用哀求的眼神望着我们。 殷彩霞虽然身为****，但她比谁都活得高尚，比谁都活得有尊严。在人心冷漠、****横流之下，她给予孩子们的爱难道不是我们社会最可贵的“大爱”吗？ 殷彩霞带着未完成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生者，我们理当完成彩霞的遗志，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多给千百万穷苦的人们、多给社会奉献我们的爱心和责任。奉献给大家这篇感人的故事，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开心的生活，为社会多奉献点爱心。 希望大家把这帖子多转转~！！灵魂的震撼！ 7/15/2009 重返哥廷根——忆季羡林【ZZ】季老以98岁高龄过世，虽然令人感慨，却也算是得享天年了。最近重新翻开他的散文，读到这篇《重返哥廷根》，由衷地被字里行间的真挚感情所感动。藉发此贴纪念季老并与诸位分享。 季羡林<<重返哥廷根>>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35年的漫长岁月，我又回到这个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小城里来了。 我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难道是一个梦吗?我频频问着自己。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这毕竟就是事实。我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过去30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想到了；过去30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事，想到了。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他们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眼前。我那像母亲一般的女房东，她那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我眼前。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我眼前来。一霎时，影像纷乱，我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一停，我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忽然有一首诗涌现出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看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怎么会涌现这样一首诗呢?我一时有点儿茫然、懵然。但又立刻意识到，这一座只有10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我的心灵深处，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我曾在这里度过整整十年，是风华正茂的十年。我的足迹印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我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我的心灵上打上永不磨灭的烙印。我在下意识中把它看做第二故乡，不是非常自然的吗? 我今天重返第二故乡，心里面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感情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重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似欣慰，似惆怅，似追悔，似向往。小城几乎没有变。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的铜像，同35年前一模一样。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声呼哨，飞上了后面大礼拜堂的尖顶。我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我们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是当年的那一位。我仿佛昨天晚上才在这里吃过饭。广场周围的大小铺子都没有变。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总之，我看到的一切都同原来一模一样。我真地离开这座小城已经35年了吗? 但是，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江山如旧，人物全非。环境没有改变，然而人物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我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一些人，有的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过了100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那些计算起来还没有这样老的人，我也不敢贸然去问，怕从被问者的嘴里听到我不愿意听的消息。我只绕着弯子问上那么一两句，得到的回答往往不得要领，模糊得很。这不能怪别人，因为我的问题就模糊不清。我现在非常欣赏这种模糊，模糊中包含着希望。可惜就连这种模糊也不能完全遮盖住事实。结果是： 访旧半为鬼， 惊呼热中肠。 我只能在内心里用无声的声音来惊呼了。 在惊呼之余，我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首先我要去看一看我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我知道，我那母亲般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早已离开了人世。但是房子却还存在，那一条整洁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从前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来洗刷人行道，现在这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才洗刷过似的，躺下去打一个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儿尘土。街拐角处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窗子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我走到我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楼我那一间房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我蓦地一阵恍惚，仿佛我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来了。我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我没有用钥匙去开门，因为我意识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外一家人了。从前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恐怕早已安息在什么墓地里了，墓上大概也栽满了玫瑰花吧。我经常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却是人去楼空了。我在这里度过的十年中，有愉快，有痛苦，经历过轰炸，忍受过饥饿。男房东逝世后，我多次陪着女房东去扫墓。我这个异邦的青年成了她身边的惟一的亲人。无怪我离开时她嚎啕痛哭。我回国以后，最初若干年，还经常通信。后来时移事变，就断了联系。我曾痴心妄想，还想再见她一面。而今我确实又来到了哥廷根，然而她却再也见不到，永远永远地见不到了。 我徘徊在当年天天走过的街头。这里什么地方都有过我的足迹。家家门前的小草坪上依然绿草如茵。今年冬雪来得早了一点儿。10月中，就下了一场雪。白雪、碧草、红花，相映成趣。鲜艳的花朵赫然傲雪怒放，比春天和夏天似乎还要鲜艳。我在一篇短文《海棠花》里描绘的那海棠花依然威严地站在那里。我忽然回忆起当年的冬天，日暮天阴，雪光照眼，我扶着我的吐火罗文和吠陀语老师西克教授，慢慢地走过十里长街。心里面感到凄清，但又感到温暖。回到祖国以后，每当下雪的时候，我便想到这一位像祖父一般的老人。回首前尘，已经有40多年了。 我也没有忘记当年几乎每一个礼拜天都到的席勒草坪。它就在小山下面，是进山必由之路。当年我常同中国学生或者德国学生，在席勒草坪散步之后，就沿着弯曲的山径走上山去。曾登上俾斯麦塔，俯瞰哥廷根全城；曾在小咖啡馆里流连忘返；曾在大森林中茅亭下躲避暴雨；曾在深秋时分惊走觅食的小鹿，听它们脚踏落叶一路窸窸窣窣地逃走。甜蜜的回忆是写也写不完的。今天我又来到这里。碧草如旧，亭榭犹新。但是当年年轻的我已颓然一翁，而旧日游侣早已荡若云烟，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远走高飞，到地球的另一半去了。此情此景，人非木石，能不感慨万端吗? 我在上面讲到江山如旧，人物全非，幸而还没有真正地全非。几十年来我昼思梦想最希望还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我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居然还都健在。教授已经是83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是86岁。一别35年，今天重又会面，真有相见翻疑梦之感。老教授夫妇显然非常激动，我心里也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围坐在不太亮的电灯光下，杜甫的名句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45年前我初到哥廷根我们初次见面，以及以后长达十年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那十年是剧烈动荡的十年，中间插上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最初几年，我每次到他们家去吃晚饭时，他那个十几岁的独生儿子都在座。有一次教授同儿子开玩笑：“家里有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到学校去又可以张扬吹嘘一番了。”哪里知道，大战一爆发，儿子就被征从军，一年冬天，战死在北欧战场上。这对他们夫妇俩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不久，教授也被征从军。他心里怎样想，我不好问，他也不好说。看来是默默地忍受痛苦。他预定了剧院的票，到了冬天，剧院开演，他不在家，每周一次陪他夫人看戏的任务，就落到我肩上。深夜，演出结束后，我要走很长的道路，把师母送到他们山下林边的家中，然后再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那一座漂亮的三层楼房里，只住着师母一个人。 他们的处境如此，我的处境更要糟糕。烽火连年，家书亿金。我的祖国在受难，我的全家老老小小在受难，我自己也在受难。中夜枕上，思绪翻腾，往往彻夜不眠。而且头上有飞机轰炸，肚子里没有食品充饥，做梦就梦到祖国的花生米。有一次我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报酬是几个苹果和5斤土豆。回家后一顿就把5斤土豆吃了个精光，还并无饱意。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学习、写论文、参加口试、获得学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儿东西，哪一点儿不包含着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 现在我们又会面了。会面的地方不是在我所熟悉的那一所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赠给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据说，饭食也很好。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等死的。头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饭、聊天，第二天早晨说不定就有人见了上帝。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授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高兴，我无法加以描绘。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儿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地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在他们面前，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我心里陡然凄凉起来。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儿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10点多钟，时间还早嘛!”我只好重又坐下。最后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们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样子是难舍难分。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了哥廷根。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坐在车上，同来时一样，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错综纷杂。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凑到我的眼前来；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体多了。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有一个特别清晰、特别具体、特别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 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 1987年10月在北京写完 7/11/2009 你对他的安全感
什么是安全感呢？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不一样。谁能给出一个标准呢？以下的标准仅供大家参考：你的他能做到这当中的多少呢？
6/27/2009 【ZT】纪念米高.基逊
6/11/2009 『ZT』恋爱中怎样辨别对方的品格？作者：袁大同
4/15/2008 10条经典对子
3/1/2008 三个细节能让你鉴别一个女人的质地（转贴）人是有质地的.可甄别的.与世间的万物一样.但有几个细节却隐藏在几乎不被人注意的外表下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细节看出一个女人的品质和品行,操守和德行. 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她家雇佣了一个保姆,有些年迈了,行动不很便利. 我坐在客厅里喝茶, 她笑意盈盈忙前忙后,端庄秀美的身影穿梭厨房与客厅间.这是我第一次到她家里做客,也是我第一次脱离了社交场合地见她.她陪我聊天时,不停地指挥那个老保姆干这干那,老保姆亦忙前忙后,一脸谄媚和惶恐.临别时,战事却突然爆发-----我见到了另外一种场面和另外一种刺耳的声音-----只见我的朋友端坐在餐台前正凛声斥责那个老保姆.只因为她的玻璃餐台的台面上被水果弄湿,老保姆没有按她说的用牙膏去擦洗. 我再也没见过她,也没再接过她打来的电话.我的内心里,已经不拿她当做朋友了.也许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间地疏远了她.我无意鄙薄别人的人格和处事方式,但我知道人性的低下和高贵在这样的细节上是能看得出来的.我不喜欢会"变脸"的女人,如同我不喜欢撒谎的男人.这种做人的质地上的瑕疵令我无法容忍. 同样的一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个女人的质地. 8/20/2007 珍惜身体的健康
7/5/2007 健康的饮食
引用 健康的饮食 6/13/2007 如何辨别是否在德国留过学（ZT)在好多地方都看到此文，觉得说得还挺准，大家乐一乐吧，也让不在国外的朋友们看看国外，尤其是德国的生活。
如何辨别是否在德国留过学： 烟头满大街乱扔 垃圾会不由自主分类，而且分得超级细 喜欢在人行道上骑车，视自行车道为无物 1带勾被当成7，7带横人家不认，害的要在工行存款单重添N回 煮饭后有猛擦灶台的冲动,而且想擦到噌亮那种 不爽时习惯说SCHEISSE（德语的shit） 看到绿灯或者遇到斑马线，习惯不抬头，直接往马路对面走 出门在车站等bus总是到处找时刻表，觉得没时刻表不踏实 英文巨烂，动词喜欢放到最后说！说数量词的时候也想先说个位数 下课时会有砸桌子的冲动（德国下课有握拳以指节敲击桌面的礼仪，有点像我们的鼓掌） 在饭店吃饭时,被别人嫌说话声音太小听不清楚 拨别人的手机通话时间都很短（德国手机费贵，并且单向收费） 总把火车站说成“主火车站” 管大众叫“VW”，宝马叫“BMW” 一进教室，随便把书包往地下一扔 遇上肉夹馍就叫Dönner..... 出门不爱带现金，3块钱也想拉卡 吃饭后总有给小费的冲动,不然出门时会背脊发凉 去K歌就两眼发直,感觉自己太土,别人说谁都不知道,唱什么都不懂 买衣服喜欢说自己穿S,忘了其实在国内你得穿L！ 即使周末在家里PARTY也习惯早2天在楼下就贴通知告知邻居. 动不动就想叫警察,只是不知道国内110管不管人斗嘴或者从树上救猫这种事 冬天喜欢在羽绒服下穿短袖或单衣,结果忘了室内没有暖气(俺南方滴),只好硬着头皮捂着 买机票喜欢计较能带多少公斤行李,20还是30KG。。。。 偶尔吃个面包,感觉怎么这么软（德国面包能砸死人） 出门前总是担心有效证件是不是过期了 不管干什么事，总想先约个Termin 去银行/邮局总会站在离前面一个人1m远的地方，后来的人以为你不是来办事的，早早就挤5到前面去办理，只好再次排队 见到朋友就想冲上去用蜘蛛侠的姿势抱住猛亲 遇人就想握手,告别想说去死（德语里再见的意思） 上了火车后，随便找个位子坐下，从不对号入座 去超市时,总是自带购物篮、塑料袋或者手拉小箱。。。。 用键盘打字总是Y ， Z不分 骑自行车的时候，很正经的等红绿灯，结果被别人骂不长眼！ 吃水果从不削皮 习惯用中文当街大声评论别人，觉得没人听得懂！ 会把喝空的塑料瓶子存起来，随时准备去退PFAND（押金）！ 公共场合遇到推婴儿车的妈妈主动去帮忙，吓得人家以为你要偷孩子！ 出门前，总爱先查 Verbindung（行车时刻表） 一年之内，经常时不时的算一下，已经上了几天的班，有没有超过90 天 去派出所或者什么机关办事,一般都上午去 灯泡坏了习惯去找物业 进了理发店不习惯多费口舌，直接要杂志上的样子来剪 送礼不送脑白金,就喜欢送红酒 在公众场合不喜欢大声说话 打电话习惯躲墙角 坐公车看见老幼专座死活不坐 路上看见光头穿黑衣服立马绕着走 手机在家附近打的时间要比其他地方的长的多. (home区) 夏天和冬天结束的时候才买衣服（打折季） 上厕所不注意自己带没带手纸，以为厕所里都会有 吃完麦当劳貌似绅士般将托盘放到指定地方 进出大门的时候狠命推~砰~结果发现其实可以轻轻一推便开(德国的门超级重) 听到身边的人打喷嚏，不管认不认识都会来句Gesundheit（祝您健康）！ 上楼下楼遇到人,不管认不认识都会 HALLO！ 农贸市场不叫农贸市场，叫土市 习惯星期六上午把一周的菜都买好 坐火车去家附近的城市或搭地铁从不买票,总以为还是学生票范围,结果常常被逮 坐公交车下车前老想找STOP键按，不按怕车会不停直接开走 逛商场到1楼还想继续往下走，总觉得还有一层 有人问路,请问**办事处在哪层?回答在0层.被人暗骂秀逗 挤公车的时侯总是怕被人BS,严格遵守先上后下原则,结果被人流冲到外面，无奈只能最后一个上车 在商场里看到价格牌上的数字会吓到,怎么都这么贵！ 喝水从来不烧,直接对着水管接了就喝,常吓到老妈,硬逼着上医院查蛔虫 坐火车管特快叫ICE,管普快叫RE或RB 坐火车常常不按点坐,心想着怕什么反正半小时一班呢 去超市买东西 收银员又要收钱又要帮你装袋 而且还分装成好几个袋子 觉得她们又辛苦又浪费 填表格时把该打√的全都划了X 在商场买东东总赶在8点前结帐 5/26/2007 思索...看到博友的一篇文章，很有同感。我们在德国，我们说德语，但说德语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像德国人一样融入这边的社会；我们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承受了国内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与之相比较的压力——未必特别大特别辛苦，但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毕竟在国内，我们怎么说还是自己的主人。 明天傍晚就动身去巴黎了，大家祝我一路顺风吧，来了这么久，也该去欧洲的大城市看看了。 引用 思索... 2/7/2007 想一个人
引用 想一个人 1/28/2007 谈论 Let it be——摘自芬兰姐姐的博有人曾经说过,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这世上最大的敌人便是自己.只有战胜了自己才能获得成功.事与愿违,我们从来就不那么容易的能战胜自己. 我们可以控制一切,惟独思想是永远独立的,哪怕是自己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out of control. 现在的我的一身清,自19岁之后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一直,一路走来,都有一份牵绊.回头想想,那都是些少年聊发的兴致,并不能代表什么.越发的,却发现现在的自己害怕爱情.我没有资格爱别人,因为到现在连自己都爱不好.日子还是这样的贫乏,手中依旧拿着父母的钱,在异国渡日.一直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父母. 或许，这也就是我现在想说的吧。 1/16/2007 国内骗术新招在莱比锡中文网上看到的帖子，觉得中国人真是可以的呀，要骗人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尤其是第二、第三条，实在是太恐怖了，还有第一和第四条，要提醒平时在家的老人注意啊。我算暂时脱离苦海，国内的XDJMS引以为戒吧~ 之一： 我的父母都退休在家。昨天上午，来一陌生中年人，说自己摩托车油开没了，加油站太远，摩托车又太重推不动，所以想问我父母要一个可乐瓶去买汽油，刚开口就说实在不行就出2、3 元买一个空瓶好了。我母亲就拿了个空瓶给他，别说他还真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不过是几张百元大钞，还让我父母找钱。我母亲顿生警觉，说算了，不过是一个空瓶而已。他见我母亲不上钩又左右张望，发现我家在装修时用过的一把刷墙的刷子，说这个不错，他愿意出10元钱买下来，只不过还是那张百元大钞。好在我母亲尚未龙钟，也不是那种爱贪小便宜的人，想想一个空可乐瓶收废品的最多也只给 7、8毛钱，他却肯出3元，一把刷子新的也才14元钱左右，他买把旧的用过的却肯花10元，他既然这么有钱，到超市买瓶饮料，然后把饮料喝一半倒一半空瓶不就有了吗，不用问，这百元大钞肯定有问题，他也肯定是骗子一个，我母亲当即就把他赶走了。所以提醒在家的老人们不要上当！ 之二： 建行一同志转送: 今天经过一栋大楼门口，门口有一提款机。有一个老伯，一直看著我走过他身边，突然叫住我。他说他不识字，拿一张提款卡要我帮他在大楼门口的自动提款机取钱。我回答我无法帮你取，叫警卫帮你。结果，他就回答我说不用了，继续找其他路人帮他取钱。朋友们要记住取款机可是有摄影机耶。万一他说我抢劫或是偷他的提款卡，甚至他的卡片是偷来的，帮他领钱会在提款机留下影像，绝对会让你百口难辩！我会警惕 ! 是因为已有同事上当，目前仍官司缠身。显然这是诈骗集团在找替身了! 请用力传出去！！！骗案真是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会踏入陷阱,真是令人防不胜防！ 之三：各位女同胞们注意了！这是最新骗局 女同胞请注意啦！男同胞请叫自己的朋友注意。新出的情况： 一位上班的小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子一直哭，很可怜 , 然后就过去问那小朋友怎么了。小朋友就跟那个小姐说:" 我迷路了,可以请你带我回家吗 ?"然后拿一张纸条给她看, 说那是他家地址。然后她就笨笨的带小孩子去了. 一般人都有同情心, 然后带到那个所谓小孩子的家里以后,她一按铃，门铃像是有高压电, 就失去知觉了. 隔天醒来就被脱光光在一间空屋里,身边什么都没有了,她甚至连作案人长啥样子都没看见 . 所以, 现在坏人犯案都是利用同情心啊，如果遇到类似这种的，千万别带他去。要带就带他到派出所去好了，走丢的小孩放到派出所一定没错啦，请通知身边所有女性，为了广大女士的安全，看完后麻烦转发！ 之四： 一业主，家中突然断电，看到窗户外别人家里都有电，就出门查看自家电表箱，打开门就被刀子顶着了——持刀入室抢劫伤人。家里突然断电，不要贸然就开门查看，有猫眼的多观察一会门外动静，没猫眼的也隔着门静听一段时间，没有异常响动再开门。 之五： 遇到讨饭新招，大家注意提防了。今天在家休息，有人按门铃，开门一看，是个50来岁的妇女，手里拿了2包喜糖，我还以为是邻居来分喜糖的，结果一开口，听得出不是本地人，她说什么这2包糖给我们的，图个喜气，要换一点钱给她，后面还说了一大堆不知道什么，我也没听清楚，感觉就是不对，吓的马上关门，晕！这年头，还有这么讨钱的一招。 11/30/2006 大雾&阴—降温在即，冬天来临过去总是在耳边喋喋不休,我们总是留恋着过去.回忆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难过的人怎么能找到出口?并不是所有的雨后都能有彩虹.如果不能振作起来的话什么都是空谈.用时间看开.常说时间是治愈心痛的良方,都说时间能够证明一切,但经历了时间的冲刷之后又会残存了什么呢?听五月天的<一直往前走>,一首颇老的歌,但却有实在的感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过去,刻骨铭心的感觉.我以为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尽管将人物的位置淡忘了,事件的本身却从未忘却.也许是那种单纯的简单的校园的感觉让我恍惚间钩起了回忆.不要回头,因为这样就无法往前走.我默默的告戒自己要这样做,但不时的,那种小困扰总是出现.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无聊,总是一种发泄的渠道.不管怎么说,聊胜于无.老是梦到过去,学校,生活,家人.现在的我在经历一种奇怪的阶段.这并不是homesick（Heimweh),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也许是因为一个人过得有些累.这并非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负荷.我找不到一个很好渠道去释放这种累赘.确切的说,实在没有一个很适合的人让我去发泄.在国内的人并不了解留学生的生活,即使在这里,也很难有人真正了解你的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模式,遇到类似的人的机遇实在是太小.渐渐的,感受到了那种压力.也许是我成长了?挥开幼稚的外衣,成熟的思维融入我的模式,自己不再单纯,必须真实的面对实际存在的难题.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这是今天，一个在芬兰留学的姐姐空间上最新的记录。我们并不认识，但从之前的文章中看得出，她也是个上海人。不知道她一个人在芬兰呆了多久，但字里行间那相似的心境让我无比感触。或许现在的我还不能如此清晰透彻地描述心里的感觉，还没习惯让自己变得无聊的发泄方式，还没到想哭都哭不出来的境界—相反常常有泪流满面的冲动，但我也正被过去的回忆困扰，苦于难过的时候找不到出口；患得患失，担心雨后见不到彩虹，害怕看不见彩虹的自己无法振作，但即便如此仍默默告诫自己，不能回头，因为这样就无法再往前走；我也开始会梦到过去，开始觉得一个人生活精神上很累，并且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合适的人来释放这种心理上的负荷；同样我也不指望能在这里遇到类似境况的人，更不认为国内的人会真正了解留学生活的苦。能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压力，也许我也是成长了吧。 11/18/2006 留学改变中国——人物访谈（三）江上舟：对当官我还没入门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我对当官没动过心思，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这是一个始终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文革”结束，第一批出国留学考试，他参加了，成为国门重启、留学海外的先行者；中国筹建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他参与了调研、规划；海南建设“特区中的特区”洋浦，他出任首任行政长官；上海发展芯片工业，他殚精竭虑，中国搞大飞机，他四处调研、奔走呼告…… 这也是一个埋头干事、不懂官场的人 1989年，他被列为副市长的候选人，选举的关键时刻他却替别人到外地开会；1993年，他被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党代会的前夕，他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不肯花时间和领导沟通；主抓工业，知道领导不同意，为了中国工业计，他硬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10多年来，他的仕途原地踏步。 当然，他不是一个愣头青。 2006年10月22日9点，59岁的他准时出现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楼大厅，黑色的风衣，深灰色的西服，亲切的微笑，握手、寒暄，举手投足间稳重、儒雅之气顿出。 这就是江上舟，一个归国19年、现年59岁的老“海归”。 书生 如果为江上舟59岁的人生划条线，40岁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一个书生。 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编者注：吴启迪，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其间，大学生曾有一次“回炉”的计划，他们也报名了，后来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回炉计划夭折了，他们不死心。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 为什么去留学，去留学前又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当时的江上舟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他能出国也是因缘际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你们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那时，他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国，动机则有些“不纯”。因为，通过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变已经被初步定下的命运。江上舟夫妇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想多学些知识，毕竟，他们在大学正常学习了不到一年时间啊。 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32岁、抛妻别子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学校也是这样。苏黎世高等工学院留学生几百人，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签证、住宿，烦琐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江上舟只是一名留学生。 “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 1987年，留学八年后，40岁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动通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谁能想到移动通信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巧的是，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过，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又在最基层的工厂干过8年，吃苦算得了什么呢？但官场不是工厂，他有些不适应——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他落选了！现在看来，原因很简单：选举时，别人都争着拉票，他却跑到外地代别人开都不愿意去的民兵会。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得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与下面各乡镇领导熟识的重要性。“现在想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争取选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江上舟现在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他的认真，他主张的政企分开，无疑会让一些人反感，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他又是为谁呢？妻子吴启迪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他孤身一人在中国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会想到家。 洋浦四年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不仅如此，洋浦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的地方，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 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在一项业务中为主、另一项业务中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 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 可这先进的理念落到传统体制的汪洋大海里，带来的只有碰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拆迁安置，引发了当地人的一些不满；“特区中的特区”的招商引资，对海南其他地级市也是个冲击。而且，江上舟说那时他的眼睛只向下——定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和同级别的市领导去沟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业待兴的洋浦——毫无疑问，他落选了。1997年，在为洋浦引来投资10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项目后，他有些黯然地离开海南。没想到，1998年，已经签订协议的这个化肥厂项目又花落了别家，心系海南的他尽管已不在海南工作，还是立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直谈了个人看法，认为洋浦天然地适宜做工业基地。“这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干事的人 从海南调回上海的时候，江上舟的职务是上海市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平行调动，可是，海南的一些人依然不放过他，“8分钱的邮票一贴，告状信也就到了”。这没有影响他工作的积极性。1998年，他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在当时，这被称为“异想天开”，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同意，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一年的7月到10月，他与号称“华之芯”的海外专家马启元，几乎隔一天通一次电话。商量着如何突破中国IC产业的困境。媒体报道说，本来马启元是不抽烟的，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马启元在江上舟的影响下，也变成了一个“烟鬼”……回到上海不久，他知道了“原来中国20年前就有能力造大飞机”，又开始为中国造大飞机而奔走，2002年被查出肺癌，上手术台都没能挡住他继续工作。 一篇文章这样写：“当时他想约一些专家去上海，而北京市因为‘非典’不让市民出门。他却飞来了。他来时飞机在跑道上晒了3、4个小时，晚上到达时人很虚弱了，接着在宾馆里谈了半夜。次日中午他急急赶回，飞机又是晚点……”不知跑了多少趟北京，找了多少人，写了多少报告。2003年11月成立了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专项论证组，他任组长。“大飞机专项”是第一个、也是论证最为艰苦的一个“重大专项”。他说，“能投身于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可是，另一方面，13年来，他的职务一直没得升迁。 对当官我没兴趣 人物周刊：从1987年回国，将近20年的从政经历，有没有后悔和遗憾？ 江上舟：说“从政”不客观，我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在从事一种管理工作，行政管理。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好像当兵就一定要当将军一样，对当官也没动过心思，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1993年，海南省开党代会，把我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我如果抛下手头的工作，去各个地方转一圈，熟悉熟悉人，也可能会当选，但我没去，把时间都放在了洋浦。所以，从当官的角度来说，我还没入门，不过，这并不是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不愿意、不想去做。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对中国尤其是上海工业的许多看法还是有依据的，在政府主导下，上海工业发展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政府主导工业发展有没有问题？ 江上舟：有啊，腐败比较多，这也是代价。国外一般对工业发展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而我们是积极的干预。（笑）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负笈海外，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差距吗？ 江上舟：当时没想那么多，真的，回国后很偶然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岗位。我这人是乐天派，没想那么多。（笑） 人物周刊：但您的家庭出身不同啊，您的父亲是老红军，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卫生部长。 江上舟：这也没什么。我父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一个医生，所以他后来就去学医了。就这一点而言，我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能赶上中国工业化的大潮，在洋浦干一段，又在上海干一段，为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出点力，现在又到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做事，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蛮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您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江上舟：从宏观来讲，近年来的中国教育有两大突破，一是义务教育，一是高等教育。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把学杂费给减免了；高等教育扩招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能上大学，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但问题也很多，在哪呢？很多人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特别是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还可以说盈利，但学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有投资大学这一说法，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现在教育市场化有些过度了，医疗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在您的专业领域之外，您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哪些地方还亟需改进？ 江上舟：民主与法制要加强，要依法行政。社会性问题这两年提得比较多了，是该提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了。一个团体，当他的民主优势明显的时候，道德压力就会减轻；当道德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民主的压力就会增大。 留学改变中国——人物访谈（二）王辉耀“海归派”代言人 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我想，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 在以往，“王辉耀”三个字更多是和“新华商”、“MBA 通才”和“国际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中有着许多的“第一”：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中国最早一批出国攻读MBA的留学生；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中外政府都工作过的中国人；海归中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最早回国创业的海归中的一个；他还曾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出版了六部著作…… 如今，他的履历表上又增加了一串：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商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 随着王辉耀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及其2005委员会，在他出版《海归时代》这部国内第一本全面解读中国留学人员归国群体的专著后，他又多了一个“海归派”代言人的头衔。 在世人眼中，王辉耀作为新一代海归社会企业家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也就足够了，个人资产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区别不大。这时候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一个群体对社会多一些回报。” 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由教育部公派，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大量留学生中，90%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的社会新阶层。 北京朝阳区的CBD中外闻名，在其间工作的外企白领有几十万，其中海归就有好几万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那一批，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 如何影响这批人，使他们的个人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现并思考这一问题的，也许远远不止一个，但王辉耀却是现实中第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 王辉耀提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这个新兴阶层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 但商会创会伊始，却不是这样轻描淡写。在向欧美同学会负责人提出建议后，王辉耀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2002年10月17日，在王辉耀组织和倡议下，田溯宁、张朝阳、吴鹰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聚会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欢庆欧美同学会商会的成立。 这一天，有着近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仿佛变成了青春少年。 商会主要是引入国际化精英办会的模式，比如月度午餐会、时尚海归聚会、国际论坛、主题讲座、休闲活动等等。要工作不一定就是工作狂，商会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商会已经连续4年举办京城最大的海归圣诞新年聚会，去年达到了空前的1000人。 与此同时，王辉耀还发起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与发展论坛”，帮助留学人员就业创业；创办“商会名家论坛午餐会”，吸引精英在一起脑力激荡， 举办“仲夏夜精英慈善晚宴舞会”，募集善款帮助京郊贫困失学儿童。 几年下来，商会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品牌，成为欧美同学会中最活跃的团体，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 王辉耀在欧美同学会的开拓工作得到了社会认可，2005年，欧美同学会理事会推选他成为总会的副会长。 打造海归智库 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因为大雨，首日的财富论坛开幕式从天坛公园祈年殿移至人民大会堂，王辉耀在这里碰到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的田溯宁。两人话题投机相聊甚欢，都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力量聚集起来。 2005年11月20日，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等二十多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思想新锐的海归精英们尽显群英本色，言语犀利尖锐，各具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王辉耀当选为2005委员会首任理事长。 自此，欧美同学会商会品质得到重要提升，其作用从以往的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凝聚一批有成就的中国国际化人士，打造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成为为中国崛起建言献策的智库，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里，2005委员会就以“充分发挥留学人员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建立留学人员创业计划”、“反垄断与新一轮经济改革”和“人文奥运和恢复传统假日” 以及“建立中国创业创新大学”等主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建言报告。 “大量海归活跃在律师、注册会计师、咨询分析师、风险投资、外资企业管理层、自主创业群体里，他们是新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将他们推到社会新兴推动力量的位置上。”说到这些，为这个群体鼓与呼的激动，再一次生动浮现在王辉耀的脸上。 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愿意把时间花在欧美同学会商会这样一些不挣钱反而要花精力的事情上呢？ 王辉耀：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特别是对于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我们国家。当下中国社会团体还很不发达，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热心、精力、钱，还需要国际化的视野、观念和经验，我想，在这些方面我还是很有优势的，前半辈子忙很多个人的事，现在有精力、时间和资源，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付出总会期望有回报吧？ 王辉耀：我不需要什么回报，做到一定程度，别人会注意到你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影响力。 人物周刊：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社会企业家”？ 王辉耀：社会企业家是创建各种非赢利社会组织，创办或参与管理社团，服务社会公益，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现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少，比如成立“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的企业家，坚持个体环保的廖晓义。 人物周刊：要想在传统体制内做一些突破体制的事，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辉耀：观念还不够开放，政府官员吸纳体制外的特别少，体制外的人做事非常受限制。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加大吸引留学人员的力度，甚至政府、人大、政协里都应该有这批国际化人士的参与。 人物周刊：要成为国家的智库或者说智囊团，是想发挥海归高端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吗？ 王辉耀：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民间的智库，我想，这些有国际视野的人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没有利益冲突的意见，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涉及民间外交、教育、房价、反垄断等问题，都是社会和公益话题，以后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 如果遇到比较尖锐、但对政府和社会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还是会做可行性研究，用政府能够接受而不是激进反抗的方式表达出来。 留学改变中国——人物访谈（一）王波明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股份制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联办”，现称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不管其名如何变动，王波明依然是这里的掌管者，这位联办总干事的另一重身份，还是《财经》杂志社的出品人。 “将股市引进中国的这档子事，在我脑子里一直特别重。自打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十几年来风风雨雨，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顾评判，我怕我说多了会出错。”说罢，他就要起身溜到隔壁摸盒香烟。他的步调、他的背影……半百人生，怎么看都透着股不吝。 稍顷，他重新坐回，手中冒出一罐啤酒。想问啤酒的滋味，如同请他回首往事，纯属多余。平淡饮进，咽进的是他少年时，作为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嫌”，母亲自尽离世后，自己过早的颠沛流离；人到中年，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师，亲历了华尔街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8年，第五代海归归国，建立中国股市的前前后后。 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 197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方毅发出邀请，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加、意、法、德等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有人将这个年段出国的留学生描述为“第五代”，第五代中就有王波明。 王波明是1980年去的美国。此前，他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此后，他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了两年本科，“主要偏重于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与公派留学不同的是，他是自费留学。“一个亲戚为我提供了经济担保书。”回忆起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那段，至今都让王波明乐不可支，“当时大陆去美国的人很少。使馆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内，意思像求着我似的。到了美国，别人一听说是大陆去的，敢情把你当个稀罕物，都围着你问，你在国内吃得饱么？哟，你还能骑自行车上学啊。” 两年后，王波明以全优成绩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别看我爸爸是外交官，可一个月才拿300元。钱真让人没办法，不是你全优了，你就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是谁给你奖学金了，你就奔谁去。” 当然当然，除了奖学金，吸引他的还有大学本身，“哥大的国际金融比哈佛都好，很多大人物都上那儿执教”。 同样因为钱，上学期间，他不得不在纽约的《华侨日报》开经济专栏，苦心经营千字短文，赚取杯水车薪。这是否为他将来做传媒人埋下伏笔，王波明笑而不答。 总之，在美国当记者，他说他很享受，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既然要写美国如何看中国，我必须要把中国的事琢磨透。自从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步入城市，中国形势就很热闹，几乎天天在变……” 他挺矫情地抛出一个词：“激动人心。”再激动人心，也不及他一头扎进纽约交易所来得痛快，能闯进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管他“驯牛”或者“驯熊”。 “1987年，哥大毕业后，我乱七八糟投了200封求职信。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了回复，我想以前从没有中国人进过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其实，当个经济师没什么大不了的，凡是个人就是经济师了。” 凡是个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呆上四五年，收入都能拿得比卡特总统多。但一年过后，王波明回国了。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 曾有人分析过海归回国的理由：家国情结、拥有政策保障、回国发展空间大等等。这，远不及王波明六年前的一番语言来得生动： “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妈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可要让他们回来，打烂坛坛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们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齿。” 今天的他无疑含蓄了、绅士了，“肯定不是被纽约股市的暴跌给吓回来的”。话聊起来挺长，最简单的版本是——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的结识,也是缘自CBA。“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激情比较高，也许他太有激情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包括了日后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号称中国“并购之父”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美林（亚太）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等一干人等。国内来人也是直奔大本营，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 “1984年，北京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学会里面就有周小川、马凯、楼继伟这些改革之士。”加上在国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综合司司长的宫著铭，这些青年新贵们，敢想敢干，早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蠢蠢欲动。 改革之士与CBA一拍即合，所聊话题无非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人往往大手一挥，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眼下不成熟。” “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在闲聊中横空出世，每月小聚一次。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资本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资本市场。”真要回国建立股市，似乎没几人相信。“你想想八十年代，别说股票，连个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完全没起来。” 经不住高西庆等人的撺掇，得，还是回去吧。反正在交易所内，耳边也不得闲：一个经济师对他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正那时，他又得闻早前的一条消息，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东边修车，西边卖包子 1988年5月到8月，整整4个月，高西庆在纽约愣找不着王波明。王安曾戏称这是中国证券史上的一桩悬案，王波明嗬嗬笑道： 回国之前，教育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生回国，回国机票一律报销。把我忽悠回来后，上教育部一打听，教育部里的人说你得先找一个工作单位，让单位上给你报销。 那时候真愿意回国的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也不能怪他们不回，就拿李某某（现为某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行长）打比方，他还是1984年回国的呢，自打他回来第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应该在人行当部长。结果呢，体制还在那儿，什么部长？连科长都不算，一切从打水扫地开始。 为了建立股票交易所，我和高西庆没拿绿卡，自绝后路。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做律师，我们拿绿卡是相当容易的事儿。可就想到事业的艰难，怕有绿卡在那儿，一遇困难就往后撤。 刚开始确实很难。我俩刚回国，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包括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进中南海，是贾宏生带我去的。我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他对我说今天国务院开会讨论股票的事，正好你和我去。我就坐着他的车一起去了，主持会议的叫宫著铭，开会内容正好是王岐山他们弄了一份建立北京股票市场的建议书，我一听，嘿，我回国不就是要干这事嘛。 万寿宾馆会议 早在同年4月，上海庆祝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之际，宫著铭就以人行司长的身份飞往上海祝贺。当晚，他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家里，谈起了上海金融改革。 他说到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第二就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证券交易所钱就不用愁。 ７月９日，在万寿宾馆，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会议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和个人，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 这次会后，由人总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宫著铭、张晓彬主持起草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设想》包括了《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白皮书递上去了。 当时，一位国家领导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领导批复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等人。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疑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这事由谁牵头去做？ 人行与经济部门之间有争议。人民银行当即跳出来说他们牵头，项怀诚说人行工作比较忙，还是由体改委牵头吧。人行不依了，说他们早就在研究这事了。最后姚依林拍板说，你们比较忙，还是让安志文他们牵头吧，这事才顺到了体改委这边。 “联办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王波明说。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调对外，要求王波明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了,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联办。” “联办既然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呷进一口啤酒，缓缓道来： 我们是打算设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这么说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工农中建都在北京。后来有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朱市长问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说那好吧，就建吧。 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这行的人啊？这就想起了茅盾写的《子夜》，想起旧上海原来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他们赶紧把这拨老人挖出来。人还真找出几个，但他们说过去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地方债券。 联办的秘书长经书平与朱镕基的关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说：“我们这儿有拨人，就是搞北京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解决户口问题。让他们安顿下来，帮我把这个股票交易所成立起来。 后来，我们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汇报，并讲建立股票交易所，我们可以协助，但人还是你们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后来也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事有多赶。本身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定。再加上那时要根电话线都难，交易所里要配50根电话线，还得层层审批，进度要快也快不起来。 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在五六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 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就赶在12月1日试开张了，当天的情形听说比较冷清，毕竟仓促嘛。想想也挺理解他们，意义重大嘛。不光是在中国，就整个东欧国家而言都意义重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留学改变中国（三）从“救国”到“出国” 从134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到1949年以前，中国留学生一直带着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这种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悲壮。到1949年以后，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宣告完结，留学生再也不负担这个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留学生。文革期间，大陆公派留学基本停止，公民个人自费留学也不可能。这期间，只有台湾留学生络绎不绝，他们的去向主要是美国，他们后来成为主持台湾社会的精英。 在新中国，虽然各门科学进步缓慢，在文革期间甚至停滞或倒退，但一群在旧时代留美归来的科学家却被隔离在动乱之外，不受干扰地搞出了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在冷战时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国力。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家，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政中国，立即恢复了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当有人提出担心留学生滞留不归的问题时，邓小平胸怀宽广地回答道，即使有一半不回来，也要派，也比不派、少派好。 国门一旦开启，很快就形成新一次留学高潮。八十年代末一时有所减少，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更猛趋势。据报道，从1978年到现在，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百万，留学回国总数达二十万。还有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国外的人员数十万人。 经过文革，二十世纪八十代的青年曾经焕发出追赶世界潮流的热情，这一批留学生，仍然不乏理想和道义的色彩。在他们心里交织着“洋插队”的美国梦与“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中国情。而今，这一代留学归国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在各自的领域开始显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陈丹青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一篇叫《海归的羞耻与责任》的文章，把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理想、责任感和道义精神视为一种绝响。 在他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但他看到，现在的“海归派”在整体上缺乏这样的意识，“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而“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价值追求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但是，五四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不断缩水，最后只剩下技术。社会越来越技术化，留学的目标是学习技术，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凭什么要求海归比国内知识分子多一份在中国往往显得沉重并且容易“以失败告终”的价值坚持？ 四百年前的一朝落后，其后效性延续至今，我们目前仍被称为“后发型国家”，承受着历史的负担。 自开留学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世界大家庭的一个贡献，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 到了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放松地说，留学嘛，就是互相学习。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完成。此足以告慰历代远涉重洋寻求救国真理的先驱。 昔人往矣。 本刊特意约访了数位各领域有代表性的海归人士。他们是： 王波明，“联办”总干事，《财经》杂志出品人，1980年代末期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筹备和建立； 王辉耀，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他近些年的主要工作，是整合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归人士的资源，为“海归派”代言； 江上舟：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1990年代前期著名的海南“洋浦实验”的主事人，曾任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当代海归创业潮 ■王辉耀 改革开放以来的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据教育部统计，出国留学首先是为我国高等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和各级领导干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留学回国人员在校长中占78%，博士生导师中占63%，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占72%。 此外，有数字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留学回国人员。 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与前辈相比，新时期留学海外的中华学子的最大不同点是，当代海归在创业方面开始发挥突出作用。这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归功于知识经济时代，海归回国创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海归回国创业仍然面临很多的困惑和挑战，不少海归人员回来成了海待。海归人数这么多，究竟什么样的海归回国创业容易成功？最近一年，我针对海归回国成功创业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我发现海归要想取得较大的成就，需要注意如下一些因素： 海归人员有较高学历，有助于创业成功。在我的样本中，48%的海归创业成功人士有博士或博士后学历，35%的海归有硕士学位，12%的人为访问学者，5%的海归有本科学位。由此看来，扎实的海外学习对有志回国创业的海归有很大帮助。 海归在高科技领域更容易成功。大多数回国创业的成功海归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其中在互联网、IT和通讯等领域的，占到了70%以上，还有20%的海归集中在咨询、法律服务和教育等领域，只有5%左右是在制造领域。在这些领域，海归有着本土企业家难以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相反，在某些国内企业家集中成功的领域，例如房地产，海归却涉猎较少，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有海外工作经验，有助于回国创业成功。我发现，回国创业较为成功的人士，他们在海外的工作经验一般都有5年左右，还有部分海归甚至在出国前就有了工作经验。 海归组建创业团队，有助于成功。我研究发现，创业成功的海归往往能组建一个好的创业团队。大多数成功企业，都有三位以上的海归参与企业的创办或管理。 风险投资参与，更有利于海归创业成功。目前在海外上市的海归企业中，几乎100%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风险投资。 海归成功人士回国创业的平均年龄是在35岁。 此外，所有这些成功的海归企业寿命至少都在两年以上。 海归创业成功人士的其他分布。从美国回来的仍然占主导地位。在成功回国创业的海归样本中，54%是从美国回来的，23%是从欧洲，10%从加拿大，9%从日本，3%从澳大利亚回来。 海归学习专业的分布上，46%的创业海归为理工专业，27%的海归为经济或工商管理专业，12% 为法律或其他人文专业，9%为医疗卫生专业，其他的专业为6%。 在海归回国创业的男女性别上，男性海归占到了绝大多数，达到90%，创业的海归女性只占总比例的10%，这说明女性海归创业在国内还有不少的难度。 留学改变中国（二）古国与少年 留学的第一粒火星是传教士播下的。 今天，人们公认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国人是容闳，因而称他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负载着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学生的所有信息，值得从头说起。 1828年，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寒之家，后来跟着在澳门打工的父亲上了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实行西式的免费教育。后来，他又随校迁香港上学。1847年，由香港基督教会提供两年经费资助，去美国上学。同去的还有两位分别叫黄胜和黄宽的中国同学。到美国一年后，黄胜回国。两年后黄宽由教会安排，转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医学博士。而容闳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容闳毕业后立即回国。他已经全盘西化了。他怀揣着一个教育梦想：“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但是，这无从着手。容闳一直设法请人向清廷递交“派遣留学生”的条陈，鼓吹“日后当收大效”。1863年，曾国藩派遣他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授五品官，“留学计划”还是传达不到朝廷。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官员，才有奏事权。 1870年，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 这时的慈禧皇太后早已失去天朝大国的骄狂，而朝廷在此前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创举：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清廷请他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的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条约换文3个月后，曾国藩上奏，慈禧“依议钦此”。 容闳得知，竟“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在此之前，1860年，容闳“病急乱投医”，曾跑到南京去见过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包括他的“教育计划”在内的各种建议。但农民领袖并没有羞辱他，还送他一个刻有他的名字和“义”字的木印——他被“官封四品”。 容闳受命于朝廷，立即实施“留美幼童”计划。但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官员既不愿把自家子弟送去，民间更有关于西洋的种种不祥传说（现存詹天佑——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父亲与政府签订的具结书，有“听从中国差遣……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等类似“生死文书”的内容），招收学生非常困难。 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应者寥寥，一年竟凑不足第一批的30个名额。他只好一面去香港英政府所设学校中去招收，一面回老家去动员乡亲。以致自1872到1875年整个幼童留学计划实施期间，4批共派出120名，其中40名为容闳的家乡香山县人。 这一群穿着洋装，盘着辫子，说着洋话，拒绝洋教的中国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清王朝的希望。可是，在“留美幼童”进行到第10年的时候，突然被全数撤回。 清王朝需要的，只是洋人的“机艺”，所有留美幼童只有一个学习方向——“机艺”。而大清帝国的孩子正在失去中国的“道统”，跟洋人一样“没有规矩”。他们相信，即便这些孩子学成归国，也将要“有害国家”的。两害相权，清王朝宁要思想不要人，于是召回大吉。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或许应该说朝廷的判断是有远见的：每年输出一批孩子，在没有封建道统的美国读书生活而后回国，尽管他们的课程只是“机艺”，也是注定会“有害大清帝国”的。 1881年底，已经送出的四批“留美幼童”回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已经是人才了。他们都被“安排了工作”：“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虽然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在美国上完中学。 进入二十世纪初，半途而废的“留美幼童”计划仍然发挥了作用，“幼童”们在铁路、外交、邮政、电报、海关、国防及高等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詹天佑（铁路）、梁敦宜（外交总长）、唐绍仪（民国总理）、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 “留美幼童”计划的中辍，表明清王朝的短见和面对近代社会的张皇与犹豫（近有研究认为，留美幼童的突然召回，也与美国拒绝他们学习军事有关）。但它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事件。 容闳是一个异数，他绕过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塑造和清王朝的科举通道，而以其西洋教育背景，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给古老的帝国捎回一股清新的海风。 革命、政权和建设 清王朝撤回“留美幼童”，但无意放弃留学生计划。事实上，1877年，“留美幼童”实施期间，清廷派出了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他们后来在抗击外强侵略的海战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近代著名人物严复即是此次留英，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清王朝不惜工本，经过一系列自强措施，终于建立起一支西式海军。然而，它毫无战斗力：1884年，南洋舰队被法国击垮，1894年，北洋舰队被日本毁灭。 这再一次给予清王朝强烈的冲击。官僚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点共识：要想免受外强入侵，就必须改革，而不只是建工厂，买武器。 在当时看来，最好的典范就是日本：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还保持了自身的文化。 于是，中国留学生开始大批涌向日本。1896年，即北洋舰队遭日本毁灭两年后，清廷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13人。接着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留学生赴日本。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官费、公费和自费留学日本者总数达到万人之多。 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生去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军事不一样，这一次，到日本的留学生则主要是学习文科。 然而，无论是留学西方或是日本，无论是引进科学技术，或是思想制度，只要是近现代的元素，对于还处于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对于清王朝来说，都只能加速它的崩盘，这与引进者支持还是反对皇权无关。 留学生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取决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即他们认为清政权是否能够改革，是否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更强大的国家，或者是根本无可救药，只有革命。大致的情况是，十九世纪后期，大多数的传统士绅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二十世纪初，多数留日学生和国内新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们坚信：推翻清朝统治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二十世纪初叶，数以千计的留日学生在组织革命社团，酝酿革命激情。1905年夏天，孙中山来了。他联合了各革命团体，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的口号有明确的革命性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意味着清王朝的末日不远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留日学生是辛亥革命主导者。大量留日学生回国投身革命，以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骤减，第一次留日高潮到此为止。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在“师夷制夷”的迷梦中玩完，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 接下来是更为风雷激荡的年代。中国留学精英走向历史前台，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此后的走向。 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李大钊曾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留日归国学生蔡锷组织护国军以武力征讨；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由留学生发起，《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人物全是留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留学归国学生； 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四成和五成为“留学”出身，而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的留学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出席代表12人中只有4人没有留过学；国民党及民国政府许多党政要人、军事将领如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曾留学日本。 …… 上世纪中叶，国共两党政权尘埃落定。大致说来，共产党政权以留法学生和留苏学生为“班底”，直到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江泽民、李鹏等第三代领导人。 国民政府吸引留学美国的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五十年代起，更有大量台湾留美学生，直到现在，留美学生在台湾高层政治人物中占有绝对多数。 ——这里的名单还可以开列得更详尽些，不过，这样的列举似乎没有明确意义。中国自有浓厚的国情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毛泽东思想。蒋介石在胡适等留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热切呼吁和参与下，还是把民主自由开成了空头支票。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追求社会理想是留学生的主要动力。无论他们是到国外去学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是自然科学，无论他们是想以科学救国或是革命救国，无论他们后来是走到国共哪家阵营。而今，他们的名字已经深深嵌进中国现代史。 在动乱迭起的近现代社会，通过几代留学生的努力，终于将诞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取代了数千年来仅有经史子集传承的僵化局面，奠基了中国近代科学。使中国有了近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门类的学科。它们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教科书，具有空前绝后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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